必威官网登录2013政法干警法理学基石,法硕考研

  夏,商,西周时期: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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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微博]专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石,而法作为上层建筑,考生们一定要仔细研究,才能做合格的公务人员。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唐红丽 实习记者 孙美娟)11月10日,以“新时代的中国法理学”为主题的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长沙召开。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同志出席并讲话。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蒋洪新,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以及常务理事及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副会长、会员,有关部门负责人、高等院校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部门的4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春秋旧中国时期:几百年是中国法学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

徐爱国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王乐泉就法理学研究会和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在新时代的使命和担当,谈了五点意见和期待。第一,准确把握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内涵;第二,系统阐释并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第三,始终把研究回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第一要务;第四,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体系和法治话语体系建设;第五,高度重视法理学学科建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的理论自信和他信。

  西汉至清代中期;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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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学和中国历史上的法学,都是剥削阶级的法学。它们没有揭示出甚至有意地掩盖了法的本质和法的发展规律,因而从总体上来说是不科学的。

王乐泉强调,当前我们正值中国法治建设的黄金期和法学理论创新的黄金期,希望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无比珍惜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深入学习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内涵,并以此为指导,研究回答新时代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系统解释并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体系和法治话语体系建设,推进法理学学科专业建设,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做出新的理论贡献,奉献出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清末至中华民国:当权的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此为指导思想进行改革

   一个学者研究法律政治学,或者研究外国法理学,只要是以学术为目的,以研究为主业,都是值得钦佩的。思想无限,研究的方式和方法也无限。只要深入研究下去,终得善果。但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断炒作法学的热点,是应该谴责的;因为如此的研究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问题的表层、浪费研究资源,把研究所当成了娱乐圈。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出现,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现象,揭示了剥削阶级的偏见,科学地阐述了法的本质及其规律,使其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本次会议由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会议期间,举行了“孙国华法学理论优秀青年学术成果奖、优秀博士论文奖”颁奖仪式。本次评选于2018年4 月启动,共26人申报,其中16人获奖。

  第三节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失去根基和信仰的法理学,就如同没有了爹娘的孩子。在实行母权制的地区,问采母权制的优势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母或妻在家里待着,男人们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做多大的官、挣多少的钱,最后都要把钱交给家中的“母亲”。母在,家就在。孔子也曾经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一旦父母没了,家就散了,孩子们就开始撒野了。

1.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开创了法学的新纪元。

会上,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教授在《法哲学的体系和基本范畴》一文中提出,关于法理学之外还有没有法哲学,在国际国内很多看法,有人认为法理学就是法哲学,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法理学之外还有法哲学。我主张法理学之外还有法哲学,法哲学的定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方法论、法的唯物认识论、法的辩证方法论、法的科学发展观在法律体系中的体现,法哲学涉及23个范畴。法的两重性是指:法既具有客观性、物质性,同时又具有主观性、意识性。相对于法律意识来说,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属于“社会存在”这个范畴。法律制度及其活动和运作,都是不以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相对于法所要调整和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即现实的、客观的世界来说,它又是一种强烈的、鲜明的、意识性的社会现象。这种法的两重性是法的唯物认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产生并存在着,法与社会存在、法与法律意识这样两对基本矛盾。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再这两对矛盾上面的。

  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学和中国历史上的法学,都是剥削阶级的法学。它们没有揭示出甚至有意地掩盖了法的本质和法的发展规律,因而从总体上来说是不科学的。

  

2.列宁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公丕祥教授在《法治发展的区域分析—— 一种方法论》的讨论中论述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同样体现在法治发展领域,历史性地生成着法治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所以,区域法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不充分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区域特征。实际上,当代中国法治区域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运动样式,已经或正在和重塑着法治中国的区域版图。依据区域分析的概念工具,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不同区域的法治进程差异性中一系列变量关系,从而对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研究的理论目标更为突出,亦愈加清晰,以期为建立一个区域法治发展的解释理论框架结构打下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当下中国区域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状况,加强和拓展法治发展的区域分析,深入探讨新时代历史方位中的法治区域建设的重要问题,努力揭示中国法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的法治国情特点,准确理解中国法治发展的区域逻辑,进而有针对地思考和谋划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以及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与策略。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出现,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现象,揭示了剥削阶级的偏见,科学地阐述了法的本质及其规律,使未能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1)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马克思法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开创了法学的新纪元.2)列宁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法律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5)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新的理论观点和工作经验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法学世界里的“死亡通知书”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法律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

公丕祥认为,面对变革时代的区域法治发展这一法治中国进程中的重大法治议程,我们需要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深入研究新时代建设法治中国对于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建构起反映区域法治发展现象运动规律的理论分析框架或分析工具系统,悉心探讨区域法治发展的基本性质、主体内容、动力机制与功能取向,藉以把握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区域法治发展的特殊的本质性特点,进而梳理和概括出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原理。这样的分析工具系统,并不企望对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加以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是主要涉及在相当程度上关乎区域法治发展整体性把握的那些关键性的变量要素。借助于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这些关键性变项,即可以从总体上对作为特殊法治发展类型的区域法治发展进行深入分析,阐释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基本特性和运动机理,揭示这些特性得以展示出来的社会条件,描述那些导致不同区域法治发展状况差异性的诸方面因素及其影响。

  法理学概述

   “上帝死了” “哲学的终结”是西方哲学史上常见的命题。其实,在法律史上,类似的命题同样存在。

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马长山在《智慧社会建设中的“众创”式制度变革》中谈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新业态、新发展、新模式使得传统法律制度发生重大改变。现在一些技术平台通过他们的技术手段采取一个软件植入嫁接到现有的制度之上,直接把规则改写,如:滴滴打车、短租平台等。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形势下,大量的规则不断涌现,每个平台都可以在自己的商业模式下创造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对现有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利益格局的改写,且在新形势下具有代表先进前进方向的合理性来表达自己的权利,具有为社会带来的好处的正当性。由此形成一种双向构建、互动共享的秩序结构:现在的秩序构建是一种双向的,民间厘定私人利益,议定交易程序和塑造私人秩序,过去是国家构建社会,现在社会也在构建国家,民间秩序生成后与国家秩序的良性互动,包括两类三种互动情形。由此建立了智慧时代的制度变革新模式:范围:民间为主,国家把舵;功能:业态引领,政府跟进;途径:智慧发展,重创共享;机制:共建共治,双向赋权。这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导方式。

  一。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法理学是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现象,就是整个法律体系,法律运行,法律制度及其各个发展阶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早在19世纪,梅特兰(Frederic W.Maitland)在分析英国法律史的时候,称“我们埋葬了令状制度,但是它依然在坟墓中制约着我们”、令状制度是英国普通法的起点,但现代普通法的发展却埋葬了令状制度。

5.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新的理论观点和工作经验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扬州大学教授杨昌宇在《智能互联网时代法律变革的总体性分析》中提出,智能互联网时代作为一个描述性或者是叙述性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和运用,学者们对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问题既有较为深刻的认知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的思考,那么同时也有静观中的保守主义式的忧思,那么如何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应对科技社会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变革,来触动我们中国法治的整体发展?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与方法,从整体性和历史性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新分析视角。

  二。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吉尔莫(Grant Gilmore )宣告“契约的死亡” 。现代契约是两个自由意志之间的合意,后自由主义社会引发法律社会化运动。社会法、劳动法及产品责任法宣告了合同法的死亡,契约不再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传统上讲,侵权法的核心是“过错”,是被告行为在“道德上的可谴责性”。

6.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

基于这样一个视角,杨昌宇对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三。法理学是法学的方法论?

   现代社会的高风险和高危险催生了商业保险和责任保险,有了充分和完备的保险,基于加害人主观过错的侵权法就死亡了。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特征

第一,这种挑战是如何发生的?人工智能信息化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变革。

  法理学是法律世界观和法学方法论的统一。它既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提供一系列关于法的基本思想、理论,又是法学的方法论,提供一系列研究法律现象的基本方法。法理学之所以是法学的方法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侵权法学者喊出了 “侵权法死亡”的口号。

马克思主义法学同以往法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第二,智能互联网时代,中国面临的整体性的法律挑战有哪些表现?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导致了传统的法律形式的改变;第二个方面,传统的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发生了变化;第三个方面,传统的法律价值观可能会受到冲击;第四个方面,法律的人性根基都在经受人工智能的挑战或者是拷问;第五个方面,法律传统知识体系就面临着整体性的挑战。

  第一,法理学的理论对法学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法理学的使命不仅在于认识和理解法律现象,为人们提供法的理论、思想,而且在于支配和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法律现象提供方法论。法理学所提供的科学理论往往构成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法律现象的科学思路和方法。

   宣告西方法的三次死亡,但是西方法最终没有死亡。新法改装后,法律形式依然保持了下来。令状消失了,普通法依然以开放的形态持续发展。社会法和劳动法从合同法中分离出去,私法的整体性依然存在。严格责任原则成为侵权法的“例外”,保险法与侵权法并存。

1.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第三,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第一个方面,我们在寻求应对之策的时候,应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方位中来寻求;第二个方面,我们应当立足中国的、以有机体的一种发展理论作为基础,来处理法律变革中的一些问题;第三个方面,对当下中国法律变革总体方向与目标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四个方面,应当立足这种总体性的立场,积极应对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进步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这种法律的忧虑与困扰;第五个方面,我们要转变思维方式,在普遍性问题中寻求中国法律变革的特殊性。

  第二,法学方法论是法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由于研究方法是否正确和有效对法学研究至关重要,作为法学之基础学科的法理学,越来越重视对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努力为法学建立起科学的方法论

   此三番法律的死亡,在中国语境下尚不存在。中国从来没有令状制度,合同法和经济行政法、侵权法和保险法并行不悖,或者说,其中隐含的法律冲突尚未被揭示出来。

2.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阶级的,它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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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法理学的体系

   中国法律体系属于初始阶段,初始时代的法律兴旺发达,构建是新生,不是死亡。有生必有死,与西式法律的死亡相比,死亡的不是新创的法律体系,而是新法律体系成就时刻要剥离的非法律因素。从非法律的语境中分离出独立法律知识与法律理念,则是中国法学新生的紧迫任务。旧法律理论和法律意识形态不死亡,一个全新的法学就不会诞生。其中,需要死亡的,首当中国法理学。

3.马克思主义法学分析了社会阶级的关系,认为一定阶级的国家和法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所制定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

姓名:唐红丽 孙美娟 工作单位:

  任何一门学科都面临着如何建立起合理的理论体系的问题。法理学的理论体系问题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法理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应当研究哪些理论问题;第二,按照什么样的逻辑线索把这些相对独立的理论问题组织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结构严谨的逻辑整体。我们将法理学的理论内容概括为五类基本理论问题,并按照以下的逻辑线索加以组织和分析:

  

4.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历史的,既不是永恒存在,也不是永久不变的。

  第一类基本理论问题是:法是什么?这类问题通常被称作法的本体论问题。它是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历经数千年争论而经久不绝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往往意味着形成了不同的法律观和法律理论。要回答“法是什么”,就要探讨法的定义、本质、特征,分析法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研究法的分类、渊源、效力、法律体系等具体问题,由于法和法学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它们要运用一系列专门的概念描述、评价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与关系,因此,要回答“法是什么”,必须对法和法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加以研究。这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包括权利、义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程序、法律责任等。

内在连贯性与思辨论证性的缺失

以上是中公教育专家为考生总结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础理论,考生要加强记忆。

  第二类基本理论问题是:法应当是什么?这类问题通常被称作法的价值论问题。法的价值论涉及到法的理想、目标,因而在法理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法的价值论包括法的价值的概念以及法与人权、秩序、自由、正义、效率的关系等问题。

   “沙质的”城堡

  第三类基本理论问题是:法在人类历史上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这类问题可以称法的历史问题。对这一类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时间的维度上继续回答“法是什么”和“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法理学所研究的法的历史问题包括法的起源、法的历史类型、古代法律制度、近现代法律制度、法律发展、法制现代化等理论问题。

   一门学科要称得上一门值得研究的“科学”,至少要合乎最基本的条件,其中包括统一的观念主题、连贯的逻辑体系、独到的研究方法。

  第四类基本理论问题是:法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运行的?此类问题又具体包括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律职业、法律方法和法治国家等问题。

   拿哲学术语来说,在“一”与“多”之际,“一”才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属性,“多”整合为“一”,才可以称为形而上学。法理学各成分元素有机结合构成和谐体系的时候,才是逻辑自洽的法理学;如果各元素缺乏内在融合的属性,那么法理学则是一座“沙质的城堡”,而非土木或钢筋水泥的城堡。

  第五类基本理论问题是:法与社会其他方面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法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与社会体系的其他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法能够影响、改变社会的其他方面;另一方面,社会的其他方面也能影响、改变法,乃至决定法的内容及其发展。脱离开法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样不可能科学地和合理地解答法“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此类又具体包括法与经济、法与政治、法与文化、法与道德、法与科技、法与生态文明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使法理学的学习者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思考法理学的两个核心问题

   回顾中国法理学史可以发现,中国法理学的统一化发生在两个时期:

  学习法理学的意义

   一是1983年前后司法部组织的法学统编教材,当时称为“法学基础理论” ;

  1.是学习法学其他学科的需要

   二是1999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法学核心课程教材,采用了 “法理学”的称谓。

  2.是培养法律思维方式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法理学教材,这里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法学基础理论》作为分析的对象。此书的“出版说明”称,要以党的十二大和新宪法为指导思想编写。除“导论” 外有三篇:

  3.是培养法律理论素质的需要首先,部门法学和法律实务所要解决的问题大都是实证性、实践性、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法理学作指导。其次,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很迅猛,社会对法律的需要不断增加和变动。与此相适应,新的法律源源不断地制定出来,旧的法律则接连不断地修改和废止,有关法律的知识总量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法理学,培养法律理论素质和法律思维能力,比仅仅习得具体的法律知识更重要得多。显然,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质和法律思维能力的人比起那些仅仅掌握法律的某些细节性知识的人,能更好适应法律和社会的进步、变化。再次,法律职业者容易受自身的法律偏见和法律经验的束缚,容易盲从现行的法律制度。

   一为“法律概说”,包括法律的本质与一般规律、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发展史;

  4.是培养实际工作能力的需要

   二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作用”,包括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产生和发展、作用、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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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内容有二: 一是静态的法律形式、权利义务和法律体系,二是动态的法的制定、适用、解释、制裁、遵守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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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今天的法学知识来看,教材的知识来源有三:

   一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原理;

   二是中共党史的文献;

   三是分析法学或规范法学范式。

   前二者有内在的联系,都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哲学倾向。第三项貌似中立,因为法律的基本概念、规范体系结构和层次,都以“纯粹法学”的面貌出现,与法律的价值无涉。

   从这个意义上讲,1984年版的《法学基础理论》算得上具有内在统一体系的法理学教材。但是,如果我们比较马克思与凯尔森(Hans Kelsen),问题就来了。

   马克思认为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的和带有价值性的,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对法律的决定性支配;而在纯粹法学的凯尔森那里,法律必须独立于政治、价值和社会效果诸因素。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与一个凯尔森主义者并存;两者结合在一起,法理学城堡依然是沙质的。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法理学教材,这里以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法理学》版本(以下简称“高教版”《法理学》)予以分析。篇章的用词变了,除“总论”外,另有五篇,分别为“本体论” “起源与发展” “法的运行” “法的作用和价值” “法与社会”。

   从逻辑上看,五篇名称并非基于同一标准,看不到哲学史上本体论与认识论、演绎与归纳、事实与规范、先验与经验、文本与语境之类具有美感的分类,也看不到霍尔(Jerome Hall)或斯通(Julius Stone ) “法律规则、法律价值和法律效果”综合法学的框架。

   本体论与运行论对应于早年的静态与动态法律体系论。法律的效果与价值合为一体,法律与社会单列成篇,这就完全打乱了法理学内在的结构。最有趣的是“法律与社会” 一篇的内容,“法律与社会”不讲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法律与社会的同步发展,而是讨论 “法与经济” “法与政治” “法与文化” “法与道德” “法与科学技术”和“法与生态文明” 。

   在编写者看来,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科学技术和生态文明似乎都可以纳入“社会”的范畴。从行文内容上看,教材中关于中共党史的内容没有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的篇幅少了。通篇的写作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没有专门论述之处,西方各流派的法学理论填充其间。1984年版38万字的教材扩充到了 2003年版的64万字,结构依然是疏散的,质料依然是沙质的。

  

   法学院的政治课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配得上“法理学”名称的,必须得有思辨和论证,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宣讲,也不是毫无边际的自说自话。不管法理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都不能给学生灌输“大道理”,而应该以理服人。即使是法理学承担了政治宣讲的功能,也应该从学理上论证出政治决策的正当合理性。很不幸,法理学的教材没有做到这些。

   一方面,某些法理学教材编写者的官员身份,势必要考虑法理学教材的意识形态导向,这是职责所在。不是说法学教授不能做官,也不是说做官的学者没有学术素养,更不能够否定高校校长和院长尽力为中国法学勤勤恳恳、禅精竭虑;但是,学者和官员在写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先见。

   一个学术中人有先见的写作肯定不同于无先见的写作;而官员写作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导向值得注意,因为意识形态讲究的是政治正确,然后才是学术的严谨论证。学术与政治的均衡处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另一方面,时代在变,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弱也在变。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也有“紧箍咒”,21世纪初的官员也要解放思想。从北大1984年版的教材来看,主题观念是一致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贯穿中国法理学的始终。

   法律本质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法律的历史分类如同历史唯物主义分类一样依次为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和资产阶级法律。这一部分经典的引用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律性质发生变化,从法律的本质到法律的性质和作用,基本上复述了中共党史的政治法律学说;这一部分的引用包含了毛泽东、邓小平和党的文件,少数地方出现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名字。

   法律形式、法律规范、权利义务、法律体系、法律渊源、法律解释等概念,并不是马列经典作家们的强项,疑似来自分析法学或规范法学;但是在写作过程当中,抽象掉了西方法学的内容,保持了概念框架,具体内容则体现了中国法律的现实和党的政法观念。

   “高教版”《法理学》,没有了中共党史的复述,减少了马克思法学原理的篇幅,总体创作思路依然突出政治性。从“后记”来看,1999年第一版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切实反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际”,“本书作者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2003年第二版“后记”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充分反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理论创新意味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2007年第三版称,“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在教材编写中的指导地位”,“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到法学教材之中”,“展示出法理学作为法的一般理论、法学的基础理论、法学方法论与法理学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2011年第四版称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论发展成果转化为教材的内容”。

   在法律原则与规则、法律行为、正当法律程序、法学方法论等方面,“高教版”《法理学》的每一次再版都吸收了西方法学研究的新成果;但是,所占篇幅不多。

以“法律与经济”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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