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有些冷,纪念辛亥首义百年

赵师梅先生是我父亲赵学田的堂兄,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我父亲称呼他为三哥,我则称他为三伯。

                                                                                        乡情似水——我的公坡我的丹山

        2017年的冬天给我的感觉就是冷。气温下降了很多,医院里挤满了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小城的许多老人抗不住寒冷,没能顺利度过这个寒冬,等不到来年的暖春花开了。也许往年亦是如此,我没留意,今年因了地震的原因吧,遂对周围环境和天气变化地感知就变得特别敏感。

三伯早年参加辛亥首义的事,我是在上初中时才知道的。他一生不求功名,极少对人谈及此事,就连对我父亲也不大透露。我曾斗胆问过他,他也只是一笑,就把我给打发了。记得上历史课时,老师讲到辛亥革命,有同学告诉老师,说我的伯伯参加过首义,老师很惊讶。他下课还问我:“我没讲错吧?”所以从少年起,三伯在我的心中俨然已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父亲姓陈,老家在岐山南洋村,家里四个兄弟,父亲最小,也是姥姥最喜爱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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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春,15岁的三伯到武昌上中专,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在老乡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共进会。在辛亥首义期间,不满18岁的他当过起义军的联络员,参与十八星旗的设计、制作和传送。革命成功后,他被授予甲等功勋,受孙中山先生的派遣,公费到美国学习电机工程,学成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先后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武汉工学院任教。

        记忆仿若仍定格在小学暑假回老家在田野里帮三伯母种花生的兴奋劲儿上,双眼一闭一合却已是而立之年。岁月以其不见痕迹的魔力使一个少年霎时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年,家乡丹山村却仍旧是那番旧模样。

因为“地主”身份(姥姥家身份)的缘故,父亲原本家里的一个砖窑场被没收,田地和家产被瓜分,大伯被枪毙……八十多岁的姥爷一见到我们几个,就掉眼泪说,“要不是土改,我再多几个儿子个个也娶得起媳妇……”

      一个星期前听母亲说,在黑河老家的小爸因肝病快不行了,怕是熬不了几天了。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这突来的消息,让我裹在厚厚棉衣下的心情一下变得凉凉的。小爸是父亲的小兄弟,其实不是亲兄弟,是我父亲三嫂的兄弟,从小与爸一起长大,一起从甘肃逃难而来,一起参军入伍,转业回来工作都在一块。两个人也许呆在一起久了连长相也有了七分相像。父亲于我四岁的时间就因病去世了,对父亲的直观印象就是家中的那几张照片,还有记忆中的零星画面和小爸的模样。

三伯与我父亲虽然只是堂兄弟,但他俩的交往与友谊胜过亲兄弟。解放前,我父亲到武大任教,就是三伯向校方保荐的。三伯结婚很晚,自己没有孩子,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子。每次见到我们,他都会拿出糖果点心,还常留我们吃饭,甚至亲自下厨制作他的拿手好菜——叉烧肉和炸牛排。

        托了是父亲长女的福,因了父亲远近闻名的聪慧,用叔伯姑姨的话说就是爷爷因了父亲的才气而偏爱于父亲,于是我是随了爷爷在文昌市人民医院出生的。其后随母亲回到丹山村老家,直至爷爷把我带到文昌去上幼儿园,母亲而后也随着父亲外出经商了。于是从那开始我便很少再回到老家去了。

父亲和三伯一起到了离家不远的母亲家,刚好也是俩姐妹。于是我们都随了母亲的姓。那年代,上门就是男人和家庭的耻辱,或许就是因为这原因,父亲上半生自暴自弃,小时听姥姥讲因为父亲外面打架、赌博,家里也曾经是一团糟(那时我特别小就是),姥姥特别为我们揪心。

        于是驱车到老家看躺在病床上的小爸。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与母亲到了父亲幼时逃难落脚的自玉村。在那片青瓦房里,终于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小爸。屋里烧着炉火,空气里有柴火的味道。多日不见的小爸脸庞愈加消瘦,小小的身躯藏在厚厚的棉被下。妈妈拿出专门带来的唱经机插上电源,大悲咒的佛音一下子装满了房子,与炉火的温度纠缠在一起。时光仿佛让我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1974年我结婚时,他和伯母专门在新涵宫设宴以表祝贺。三伯还当场送给我一条质量很好的毛毯,花去了他近半个月的工资。对如此贵重的礼物,我老伴舍不得用,一直存放在箱底直到今天。我对老伴讲:“这毛毯留给孩子们,一代代的传下去,让后人永远铭记他们的前辈。”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的,血缘是无法割切的,乡情亦是根植于每一个人心灵最深处的。

记得小时候,我们弟兄一回姥爷家,姥爷姥姥高兴的不得,腾出家里所剩的好料侍候我们。一回(大概是79年我读书三、四年级时候)临走,姥姥偷偷塞我一团皱巴巴的报纸,交代回家给妈妈。回家后打开,里面包着十几个小个的干香菇,那时候是稀罕物,我至今无法想象姥姥怎么收藏起来的。

      那时天总是很蓝,冬天是很冷的,我总是被冻得小脸发红,一受凉鼻涕就挂在脸上,父亲总会把疯跑的我拉进屋子,轻轻为我擦去鼻涕,把我冻僵的小手暖在那双大手里。父亲要去上班,我总会赖在父亲身后,拉着父亲的衣角不放手。于是我就变成了父亲的小尾巴,吃着父亲拌的绊面饭,坐在父亲28圈自行车的横杠上,靠在父亲不健硕却很温暖的胸膛上。父亲在亲戚、乡邻眼里是最勤快、最顾家的人。直到今天回到乡里,总会碰上几个老妪拉着我不停地谈起父亲“:你达达(爸爸的意思)可真是一个勤快人呀。每次从县上回来就把房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屋里的烂胶鞋都要翻出来洗得白晃晃的,挨到挨到补得好好的。这满寨子的人都得过他的好,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爱好,又谦虚又勤快的人了。就可惜好人命不长哦……”

三伯在文革中曾是被攻击的对象。但据他的众多学生回忆,他在武大期间,曾保护过许多进步青年。毛主席的经济秘书李锐同志,在去延安之前就受到三伯的关照,甚至在他家吃住。

        爷爷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教子不成材,没有一个孩子能考上大学。可是话又说回来,动荡的文革十年,又能有几个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据说父亲倒是考上了,但在体检的时候由于血压一路飙升体检不过关而被刷下来。父亲排行老六,书法了得,画画了得,诗词歌赋亦了得,在公坡镇,在水北,说“哥六”谁人不认识?这或许就是老辈人说的命运。那时候,爷爷就在县卫生局工作,父亲的体检过不了关,眼瞅着上不了大学干着急,此后,父亲颇有微词。言下之意,似乎是抱怨以爷爷在卫生局的关系完全可以托托人情圆了父亲的大学梦。

出生身份不好,三伯和大伯俩儿子(我表兄)在读高中和师范,均被遣送回家,大伯俩儿子岁数比我父亲大一点,父亲更小,就没念啥书了,成了彻头彻尾的农民。

      每次总在叹惜声中结束对话,而我都会呆呆的站着,想起藏在心底那个勤劳朴实、身材修长、两颊绯红的甘肃汉子。

在被冲击的日日夜夜里,三伯在武大,父亲在华工,虽然两家都配有电话,但是谁也不敢打电话。三伯曾告诉我:“我多次拿起话筒,但又都放下了。”在那一段时期里,我充当了两位老人的通迅员。每个月我都会骑车去三伯家,转达他们两兄弟的相互问候,也同时捎去母亲做的熟菜和食品。

        此后,正直的爷爷只有一个盼头,就是把孙子们“拿捏”成人,读书成才。爷爷就此开始了他的训孙计划,他希望他的孙子们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必闻家常事。那时候,除了爷爷在文昌,全家都住在农村老家,谁要是到县里和爷爷嚼村里的家长里短,都是要挨爷爷训斥的。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经常漆黑一片,昏暗的煤油灯亮着黄豆点的火,上面不时上了一丝丝黑烟袅袅。

    父亲与小爸他们从小就跟着奶奶从甘肃舟曲逃荒到四川南坪(九寨沟县的前身)。解放前南坪是著名的赶烟场,从各地涌来许多淘金、闯荡和逃难的人群,而父亲他们应该是陕甘流民逃难大军中的一员吧。当年奶奶带着大伯、二伯、三伯和父亲是经历了怎样地千辛万苦才没饿死、病死在半道上,终于在黑河自玉的山顶上找到一处落脚之地。而三妈和小爸却没那么幸运,带他们从舟曲逃难出来的母亲却没坚持到终点,未满10岁的三妈与小爸两姐弟怯生生地不知所措。奶奶不忍心看到两个孩子饿死在路上,咬着牙将两个孩子一起带上了路,从此他们就在这片一大早就能晒着太阳的山梁上扎下了根。在大山顶开出的土地上,他们种下了罂粟,也种下了大豆和洋芋,渴望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生存的种子。当妖艳的罂粟花迎风招展的时候,洋芋青苗上怯生生的小紫花、小白花也静静地开了。

三伯一生淡泊名利,生活极其简朴,但是对学生、同事、工人却非常大方。80年代,他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一台18寸的彩电,送给自己所在的教研室,可在他家放着的还是一台用了近十年的16寸黑白电视机。

        于是从我五岁被爷爷选中带上县城读书开始,每年只有暑假和春节才可以回老家那么几次。平日里,村里公期或是谁家婚嫁,只要不是周末,爷爷是绝不允许我们向学校请假回去的。在爷爷的观念里,读书比什么都重要,岂有请假回家吃宴请的道理。爷爷总是说如果把孩子捆在家的口袋里,那么这个孩子永远无法长大成“人”,爱“家”是成“人”之后才有资格说的。

由于红黑两派的争斗,不时嗮谷场的夜里传来震耳的枪声,母亲总是惶恐的把我们弟兄小的紧紧抱在一起……

      父亲也许是幼时逃荒落下了病根。母亲陪着父亲到成都治疗的半年里,我曾在父亲初到南坪扎根的自玉山上三伯家里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还生活着鳏居的大伯,大伯从到南坪后又回舟曲老家时,老家的老婆和孩子都已被饥荒夺走了生命,大伯一个人又回到了自玉,从此独居了一辈子。二伯又回到了舟曲重新开始了生活。三伯娶了一起长大的三妈在自玉扎下了根,散开了叶。那时三伯家的房子还在高高的自玉山上。母亲托人把我带到山下,三伯用一匹温顺的老马驮着我慢慢地到了山梁上的老家。在这片离蓝天很近的地方,我彻底释放出了天性,在爬坡上坎,东游西逛,把附近能到的地方都踩了遍,三妈的目光总是追不上我的影子,一晃眼又不见了行踪,于是一边喊着一边追着,生怕我摔着。直到那一次,我直接冲向了门前十多米高的高坎,然后就被挂在坎边长满的灌木丛里,上不得上,下不得下。这下,我自由的与自玉山亲密的日子就这样凄凄地结束了。

三伯对自己的家乡巴东县有着特殊的感情。解放前,他就资助过当地的一所小学。每次回老家,他都会对家里的人和周围的邻居嘘寒问暖,对帮过他的人,每次至少给他们两倍以上的回报。他知道我解放后未曾回过老家,就跟我说:“该回去看看生你的故土,养你的百姓,特别是你的贫农奶奶。”

         于是,慢慢地,“公坡镇丹山村”几乎变成我记忆中的一个符号。

父亲和村里的其他男人一样,早出晚归 ,整天就是开大会,夺权斗争啥乱七八糟的。大家家里每餐就是往大铁锅里手抓两把米,两大瓢水,煮开时,厚厚的木锅盖在水面飘荡,白偏暗黄的米饭泡沫沫糊在盖子边缝上……

        回到县城关庙沟小木房子的家中,父亲也回了家。原来消瘦但红润的脸却变得腊黄腊黄的,原本有神的丹凤眼却深深地陷进了眼窝,原本勤劳的身子却只能躺在靠窗的木床上忍着病痛……姐姐会躲在门后悄悄看着变了样的父亲,而我还不知害怕,会靠得近近地守在父亲的床边,总想着父亲身体会好起来的。

三伯生前曾立下遗嘱,要把自己葬在老家可以看见长江的山包上,且不准多占农民的土地。伯母和巴东县政府遵嘱,在1994年为他建了一个很小的墓,墓碑正对着长江,墓旁有条小路,当年他正是从这里走向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大道。2010年8月,我回到了巴东,曾到距他老家十几里地的楠木园,由于山高天热,放弃了为他老人家上坟的计划,让我颇为遗憾。

         家乡变得陌生而又熟悉,熟悉而又陌生。

“文革”结束后,村里回归宁静,人民公社开始,大家整齐出工,大人一天记工6至8分,收割麦子时孩子去帮忙,一般记2分,我们孩子们就是出小工,后面具体算工钱是不是当时的“分”,大人们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没多久,躺着的父亲就挂在了墙上,变成了黑白色的影像。我一点也记不起父亲的葬礼是怎样的,只知道在后山的公墓里,父亲就躺在那座土坟下,坟头朝着自玉方向。每年清明、春节前后,我都要跪在坟前与父亲说会话,想着父亲看着我长大成人,安家立命。

随着辛亥百年的来临,我对三伯的思念愈加强烈。今年3月清明时节,我去石门峰参加了辛亥革命纪念园的揭幕式。瞻仰着刻有他名字的纪念墙时,我脑海里浮现出三伯那慈祥而又刚毅的脸庞。我多么希望他能醒来,被我们搀扶着走向纪念辛亥百年的会场,去回顾他曾经参与过的伟大壮举。

        好多次回到村口,遇见大爷大娘的已全然忘记如何准确称呼他们了,每每站在那里杵着尴尬万分,倒是他们总会亲切地说:“哎呀,么妃啊,你怎么得空回来了?”他们的热情总让我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大概83年起,政策放开,父亲先是合伙承包了村里的一片橘子山,后面也承包了一片枇杷树。我们弟兄经常也早晚都到果林去帮忙,喷药,施肥,在果子一天天成熟的两三个月里,去守候,收果和卖果时,我们一家都沉浸在喜悦的欢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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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回过一趟老家,一群孩童在嬉戏打闹,我一时讶异于谁家小孩都长这么大了,全是陌生面孔。伯母一边笑话我,一边一一告诉我谁是谁。

大哥顺利升入仙游一中,两年后本来上了大专线,后面不懂啥原因落招到中专,去了银行学校。二哥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就在家帮忙,我顺利升上初中,父亲在村里人的面前也渐渐多了自豪感。

        气温降得很低。这一次,我站在小爸床前。用棉签沾了蒲公英根熬成的水为他润湿嘴唇,端起汤勺为他喂上煮得清清的小米粥,我想能尽量做点什么。我握住小爸的手,想留住父亲一辈迁徏到南坪最后一个男丁的生命。而我却感觉到生命在流逝,有如三十余年前一样充满了无力感。小爸轻轻地说,佛音很好听,他会好好的。一个星期后我再次回到这里时,小爸已挂在了墙上,不过却是彩色的影像,屋里大悲咒的佛音还在唱响着。

          我莫名变成了家乡丹山村的一个像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后面父亲又到别的村里承包龙眼树,偶尔我回家也帮忙父母一起干活,在快成熟的暑假,我经常在龙眼树下的竹椅(榻)上睡午觉。

      也许是中国人骨子里对土地的依恋,再加上幼时的流离失所,小爸早早的就在自玉村修好了房子,依山傍水,有一个大大的院子。一退休,小爸就与老伴回到了乡里,重新开始了农村生活。前院晒晒太阳没有一丝凉风,后院种上一畦青菜,自给自足。看着房前屋后码得整整齐齐的几大摞子干柴和后院摆满的蜂巢,母亲说小爸如果在县城里居住一定不会走的这么早。我却不这么认为。小爸如若没回到这片土地上耕作,那羸弱的身子肯定不能坚持到现在吧;我好像隐隐明了了父亲的渴望,如若父亲还在世,一定也会回到乡里。

         儿时的很多记忆都已丢失,然而关于家乡生活的那些片段却时常零零散散地浮映于脑海中,似清晰又似模糊,如潮涨潮退。

父亲渐渐成了村里的能人,风头盖过三伯了。我们弟兄四个,三伯家里生了五个女孩,后面伯母又生了一个男孩。三伯正值高中毕业考上师范,因为身份被刷了回来,由于家教的缘故,三伯从我姥爷那里学了一手针灸,我姥爷是出名莆仙的名医,外名“南洋善”,南洋村名,善是姥爷的名字。除了父亲学的少,二伯,三伯以及大伯的俩儿子(我表兄弟)后来基本靠这针灸医术养家。

      小爸的坟就葬在河对岸的平地里,与大伯、三伯葬在一起。坟头正对着的是他们逃荒而来最先扎根的自玉山头。在寒冬天空下,那座山头已没有了人家。村上的人都迁到山下的村子,建成了新房,有宽敞的院子,再也没有门前的高坎。而自玉山头却还有曾经开垦过的土地,一梯一梯的痕迹,在退耕还草、退耕还林中慢慢抹去人类活动的印记。

         母亲说她最“服”我的便是我两岁时能和她从抱罗镇仙山村步行回到公坡镇水北墟丹山村的老家。那条路确切地说有多长,我不晓得,但是坐班车的话印象中起码也得几十分钟吧。

那段日子是父亲最快乐的日子。印象里那段日子父亲从不生气,大哥在上中专后,由于我读书还好,似乎也更懂事些,父亲对我更是疼爱有加。也就是那段时间里,家里除了供养我们三个读书,还略有剩余,我读书单独在二楼的一间,父亲经常把家里卖果收入把千的,几百的交我收着,家里有用钱找我拿,我就是家里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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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然忘却如何用脚丈量抱罗镇仙山村到公坡镇水北墟丹山村的距离,但是很深刻地记得的是路上曾遇见一位戴着草帽牵着牛走的老伯爹。我先是有些不高兴,扯着母亲抱我。老伯爹问我,侬跟牛比,侬猜猜谁走得快。我看看牛,觉得牛也在看我,就松开母亲开跑。跑得比牛快了,我就咯叽咯叽地笑,老伯爹就一个劲儿地夸我,说“侬真会”。就这样,我一个劲儿地小跑,跑了停,停了歇,歇了跑。老伯爹和他的牛陪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母亲说我就是那样小屁股一扭一扭地和她走回老家的。如今,想起这个画面,不免嘴角泛笑。

86年7月,大哥顺利毕业,到了县中国银行工作。我家又添乐事。过一年,我也上了高中。父亲也经常到县里大哥所在的银行坐坐,大哥经常把桌上别人送给烟收集,交给父亲,一个堂兄知道后也经常去蹭一些。父亲也把收罗来的好烟分给村里以及来往的好友,大家都对我父亲敬慕有加。

    父亲留在这里的点滴已随着村庄地迁移而再无影踪了,我也成了一个没了根的城市人。在寒冷的冬季,我的心迷茫得无处安放。

        除了夸赞,小孩子是少不了会喜欢冰棍的,那时候村里会有骑着单车或挑着担子叫卖零食的,一进村子就会手摇铜铃并大声吆喝叫卖。

一年多后,大哥成家,娶了城里一个做外贸公司老板的大女儿,后大嫂生了儿子。父亲一有空就乐颠乐颠去侍候孙子去,那段时间家里除了点农活,(已经停了几年没做果林)就差点就把我忘了。

                                   

        一听到吆喝声,我便会撒腿循声追去,拽着人家不放大喊母亲,见母亲没有应答便会撕破了喉咙喊:“三伯,我要吃冰棍……”那时候父亲外出闯荡天下不在家,只有三伯口袋里最有钱,我固执地相信这一点。

89年我一考没中,大哥安排我到二中复读,并寄居在一老师宿舍。大哥那时也因为涉入高利贷,前期收获不错,父母亲也没有过多过问,二哥也安排到厂里上班。一家倒也是其乐融融。

 

        长大后回老家过年,三伯他们还常常会于宴席中打趣道:“这个小妮子,一见人家骑车来,一听锣鼓响,就坐在地上,用手抱住车轮子,双腿环住,不给冰棍,任你扯也扯不走……关键是她还知道老伯有钱。”

转眼我也上了大学,还是去北京,村委敲锣打鼓给我们家送了三百块,我家一门俩大学生,父亲的脸上乐开了花,村里村外对我父亲愈加敬重。

 

         五岁左右,还没到文昌上学之前是在水北小学上的几个月,不记得老师们长得什么模样了,也忘了学是怎么上的,但是早上小贩子在校园里叫卖“炸包”(应该是油煎饼)时我缠着老师给我买“炸包”的情景依稀刻在某条脑神经中。

下来一年,大哥因为债务,经常被人追债,父亲生气回来乡下,心里郁郁寡欢。唯有我在大学的事,隐隐里给他一些快乐和自豪。

        三伯是水北墟的赤脚医生,几乎是那时那一片区唯一的医生了。谁家病了都得找他,有时三更半夜了都会有人来敲我们家的门求急诊。我们家又是远近闻名的“读书盆”,祖上是出了“秀才”的,于是水北小学的老师们和我们家也算是熟识。

接着大哥离婚,二伯病逝,父亲渐渐沉默了些。寒暑假里我回来,和我聊天里也增添了唏嘘,我不知道他是对大哥的感叹,还是对命运的遗憾。

        可能我是属于“开蒙”比较迟的那种孩子,关于在水北小学学了什么,一点儿也记不住了,好像都是上课了却总是很茫然地瞪大眼睛并眼都不眨一下地盯着老师看的那种场景,但是总能理直气壮地和老师分享食物。某天,我兴高采烈地回家喊母亲和三伯带我一起去老师家吃饭。三伯问我何故,我理直气壮地说:“听说老师家儿子结婚,难道不都去吃饭?”大人们都被我逗乐了。

后来我妈妈告诉我,父亲可能患有恶症,胃癌晚期,去县医院检查了,但是县里做不了大手术,而且需要一大笔钱。从此我的大学生活也阴郁下来,我进入校卫队,后面也偶然得到电教科里介绍的一份兼职工作,在烦闷的时间里,除了自己努力兼职,并推销英语磁带,也带表兄去各市场推销旅游鞋,剩下的就是独自把自己关在报警室……

        后来我由此便有了一个绰号——“十字坡”(文昌话音译)。

虚度一年多里,我筹划着如何尽快工作和赚钱。毕业时分,我匆匆下了广州。

        因此,严格地说,水北小学是我的第一所启蒙学校。“老师是好人”是那所学校教会我的一个道理。

94年11月底,大哥安排父亲去福州手术,我母亲也去了福州,12月初我凑了一万给大哥。接着我借着公司订单片机的机会,到福州,完后回家几天。父亲已是两鬓斑白,人也消瘦了很多,略微黄色的脸……

        不知道被我讹了“炸包”的那些个老师们过得是否还好?太久没有回去了。上初二的时候曾带小姑的女儿回去玩过一次,特地跑到水北小学里逛了圈儿,但学校已是旧貌换新颜,再无记忆中的模样。那时水北小学旁边新建的“吐锦亭”倒是打动了我,更准确地说是侨胞的助学情打动了我。我和表妹像模像样地在吐锦亭前拍了张照片,回文昌后我便写了篇《吐锦亭》,后来刊登在省广播电台《百草园报》中。

半年左右复发,病痛折磨着父亲经常夜里睡不好,母亲也是仓皇无主,我们四处探医寻药,也利用一切关系,高价购买杜冷丁、吗啡、阿托品等止痛针……

        三十年前水北墟是这个模样,三十年后却还是那条裸露的土道,每次回老家,从水北墟步行回丹山村,总会被驶过的车辆扬起的沙尘弄得灰头土脸。水北墟还只是那么长的一小截街道,几家老爸茶店,几家卖杂货的。卖肉的摊位就摆在水北墟拐向公坡镇的路口上。每辆班车路过水北一般都会在那里上下客,也一例地会扬起漫天沙尘。唯一不同的是当年健壮的三伯已是银丝掺杂着黑发的有了两个小孙子的老者。

过年后,我到公司不久,家里就来电话,父亲可能不行了。我请了假,回了老家。或许因为我的回来,父亲精神更好,我又请假了半个月陪父亲,父亲偶尔也由我和兄弟扶着,起来活动,只是因为吞咽困难和食量(胃切除2/3)少,消瘦日益……

        上小学的时候,某年春节前回到老家,曾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和三伯母一起到水北墟看她卖菜,那时候无生活艰辛之感,只觉得一大早去卖菜一定是件极好玩的事儿。村民们会在自家自留地种一些蔬菜、玉米、西红柿什么的,有的趁早拿到水北墟批发给卖菜的,自己还能逛个早市,我们三伯母就属于这种。那时候,仍是起不了早,三伯母天没有亮就挑着菜担不见影儿了。我和母亲带上弟弟在天蒙蒙亮时走着去水北墟,那时候,三伯母早已把菜批发卖给别人,等到我们到了水北墟的时候,恰好可以吃粉了。对于文昌人而言,早餐无非就是老爸茶和抱罗粉。男人们会到老爸茶店去,点一壶茶或者一份咖啡黑,外加一个大包子什么的,一坐可以天南地北地聊几个小时。所以,恐怕只有文昌人才懂得“茶二”指的是什么。

在家一个多月后,父亲离世。

         那时候,很遗憾没赶上和三伯母一块卖菜,为此还抱怨她没有叫醒我。我们去的时候,三伯到自己诊所给人把脉看病去了,三伯母便带我们到水北墟拐向宝芳镇的路口的一家茶粉店吃抱罗粉。现在算来,有二十几年没有再吃上这里的粉了,只记得粉里配上的牛肉干做得很纯粹,很劲道,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味道。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郑公金连,1943.12~1996.4)

        逢年过节或是置办“公期”,经济条件稍好点的会到公坡镇采购年货,水北墟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像样的店面都数不出两间,再稍好一点的会提前到大致坡镇采办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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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坡镇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韧不拔地不变样,永远是一段直肠式的街道,我们经常笑说公坡镇的街市是跨两步就能走完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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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高中时很多次老爱往公坡镇跑,即使路过水北墟都没有回丹山村,家里长辈颇有意见,但那时年少不经事不管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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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宗的五伯在公坡中学当语文老师,他们一家子就在学校里住,堂姐清静是我长大了后在村子里唯一能玩得开的伙伴,也算是同我一起上过水北小学的同学。从丹山村到水北墟要走好长的一段路,好多次似乎是她母亲骑单车带着我们去上学的。我母亲车技实在不敢恭维,每次骑单车去接我回来时,总能在公路拐进我们村的山坡上跌倒,要么我就被摔到地上,要么掉到旁边的矮草丛里,慢慢的,坐母亲的单车变成一件很恐怖的事。曾有一次,母亲骑单车带上我和弟弟到静姐的姥姥家去摘石榴,回来的时候,我和弟弟坐在单车后座哼着小曲悠哉悠哉地啃着石榴。然而不料,在弯弯曲曲的坡路上母亲又成功地让我们跌倒了,弟弟的脚由此被卡在车轮子里。这愣是把我们吓坏了,于是我一路哭喊着跑回家,叫上三伯拿上钳子,这才把弟弟的脚给“救”了出来。自此,母亲再不敢骑单车带我们了。

        我读高一的时候,静姐在文昌侨中上学,而她在公坡镇的最铁的两个“哥们儿”竟然都与我同班。于是寒暑假或是周末,我便不再会水北丹山老家玩了,静姐总会拽我到公坡去。

        我是没有运动细胞的,每次将近黄昏,在公坡中学里站着看他们打兵乓球,看他们快乐地打闹,看着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就觉得好羡慕好新奇!上了中学后,我就不再是上水北小学时的那个淘气包了,因了一些缘故,越长大越有些孤僻、有些落寞。这也是高中三年我一直爱往公坡镇跑的原因,静姐和那帮小子们的青春感染了我,尽管去公坡镇的路上颠颠簸簸让我愁肠百结。

        每次下午三四时,午睡醒来,静姐就会把她的发小我的同学都喊出来,一起在公坡镇的老爸茶店里“品”老爸茶,加到“茶二”“茶三”。有人打趣说我们要花几块钱坚韧地坐着,喝到“茶八”。

        静姐总爱拉我跑到街上她的“哥们儿”家的门口坐,然后和人家从新加坡回来的老爷爷老奶奶耍嘴皮子,开那位男生的玩笑。末了,她就兴高采烈地带我离开,一路就给我讲关于这个男生家里的各色典故。每次都这样,每回儿去,她都会自动“汇报”上次我来公坡以来这段时间的新典故。原来,我的那个陌生的同班同学家里有这么多趣事,以至于很多个黄昏,当我在文中校园里再看到这个男生的时候,居然会偷着笑。

        静姐也会拉我到我的另一位男同学家里,看人家的“闺房”,一样是离开的时候意犹未尽地如数家珍地搬出这家男孩的各色典故,从小屁孩儿的事儿开始历数。于是那时孤僻得几乎不同班里任何男生讲话的我开始觉得他们是我熟识的人,似乎是从小就认识的人。

        那些快乐的日子镌刻在公坡的大街小道上,至今回味无穷。

        曾有次,我央求静姐陪我回抱罗镇仙山村看望我的姥姥,静姐非得喊上姓周的男生开摩托车送我们去,他有个天生的“缺陷”,一和女生讲话就脸红,莫名其妙地蹬蹬就蹿红了。于是静姐就老爱开人家玩笑,逗人家爷爷奶奶说有女生看上他们家小孙子了。我们周同学他倒是配合,找来摩托车把我们带上。

         在乡镇的公路上这样“兜风”还真是第一次,耳际呼呼而过的风,吹麻了的脸,一闪而过的村庄、田野、山坡……幸福惬意或许就是这个模样的。

         就像周星驰的电影中主人公总会慢镜头漂浮在空中一段时间后却瞬间跌落地面一样,回到公坡镇的时候,下车时我才刚迈下一边脚,不知何故,继而后仰,摔了个四脚朝天,看得那家爷爷口瞪目呆。 我羞红了脸,迅速爬起,但是真是摔得重,疼了好多天。

        永远也忘不了在公坡镇玩时看到一连片的嫩绿的稻苗发出感慨“这些草好绿啊”,愣是吓傻了一行人,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或许说的就是我。

        对于公坡镇、对于丹山村,或许我又是个无知的孩子。

        那年国庆一场大雨,文昌遍地灾情。从海口打电话回文昌问奶奶,却说老家无恙。心中石头掉地,无恙便好!

        三十好几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但是这水中总还是流淌着家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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